以太坊作为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，其“挖矿”（更准确说是“权益证明”机制前的“工作量证明”挖矿）曾吸引无数参与者，而中国作为全球加密货币产业的重要参与者，一度贡献了过半的算力。“全中国到底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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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少人在挖以太坊？”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实则涉及复杂的产业变迁、政策影响与市场动态，本文将从历史脉络、产业规模、政策影响及未来趋势四个维度,尝试拆解这一问题的答案。

历史峰值：曾占全球70%算力，矿工数量“百万级”估算

以太坊挖矿始于2015年，其基于PoW（工作量证明）机制，依赖矿工通过计算哈希值竞争记账权并获得奖励，由于电力成本相对低廉、硬件供应链完善、政策一度相对宽松，以太坊挖矿迅速形成规模。

  • 算力占比：据剑桥大学替代金融中心数据，2021年5月（以太坊“合并”前），中国以太坊算力占全球的70%以上，远超其他国家（如美国占比约15%），这意味着全球每10个以太坊矿工中，有7个在中国。
  • 矿工数量估算：要估算矿工数量，需结合“矿机-矿场-矿工”三级体系，2021年以太坊挖矿巅峰期，全球活跃矿工地址数约150万-200万个，其中中国矿工占比约60%-70%，即90万-140万人，这一数字包括全职矿工、兼职参与者以及产业链服务人员（如矿机维修、运维等），需注意的是，“矿工地址”不等于“个人”，部分地址为团队或企业运营，实际参与人数可能更高。

产业格局：从“散户散挖”到“矿场集群”的分布特点

中国以太坊矿工的分布并非均匀，而是呈现出“集群化、专业化”特征，主要受电力资源、政策导向和产业链配套影响。

  • 算力集中地：

    • 四川/云南：依托丰水期水电（5-10月），电价低至0.3-0.5元/度，成为“矿场首选地”，这里的大型矿场动辄容纳数千台矿机，运维团队规模可达数十人。
    • 新疆/内蒙古：依赖火电或风电，电价约0.4-0.6元/度，因气候寒冷（利于矿机散热），成为枯水期矿工的“避难所”。
    • 四川/云南：依托丰水期水电（5-10月），电价低至0.3-0.5元/度，成为“矿场首选地”，这里的大型矿场动辄容纳数千台矿机，运维团队规模可达数十人。
    • 新疆/内蒙古：依赖火电或风电，电价约0.4-0.6元/度，因气候寒冷（利于矿机散热），成为枯水期矿工的“避难所”。

  • 参与者类型：

    • 大型矿场主：资本雄厚，批量采购矿机（如蚂蚁矿机、神马矿机），与电厂签订长期供电协议，团队规模可达数十人，算力规模占全国30%以上。
    • 中小型矿工联盟：由散户抱团形成，共享矿场资源，分摊成本，单联盟规模约几十到上百人，算力占比约20%。
    • 个人“矿工”：用少量矿机（1-10台）在家或小型仓库挖矿，曾是早期以太坊挖矿的主力，但随“矿机涨价、电费上涨、难度提升”，逐渐退出市场，占比不足10%。

政策巨变：“924禁挖令”与产业“急刹车”

2021年9月，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《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》（俗称“924禁挖令”），明确“虚拟货币‘挖矿’活动耗能巨大，与我国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背道而驰”，要求“全面关停虚拟货币‘挖矿’业务”，这一政策对中国以太坊挖矿产业造成“致命打击”。

  • 矿工数量断崖式下跌：禁令发布后，四川、云南等地的矿场在1个月内全部关停，矿工被迫“清退矿机、解散团队”，据行业统计，2021年10月后，中国活跃以太坊矿工数量从峰值140万骤降至不足10万人，且多为“地下隐匿挖矿”（如利用偏远地区小水电、或偷偷接入工业用电）。
  • 算力外流与转型：部分矿工将矿机转移至海外（如哈萨克斯坦、伊朗、美国），或转向其他“未被禁止”的加密货币挖矿（如比特币、Filecoin等）；更多人选择“退出挖矿”，转而参与加密货币交易、NFT市场或区块链技术服务。

后“合并”时代：以太坊PoS机制下，“挖矿”在中国已成历史

2022年9月15日，以太坊完成“合并”（The Merge），从PoW机制转向PoS（权益证明）机制，这意味着“挖矿”彻底退出历史舞台——参与者不再需要通过“计算算力”竞争记账权，而是通过“质押ETH”（锁定32个ETH）成为验证者，获得质押奖励。

  • 对中国矿工的终极影响：PoS机制下，矿机（如GPU、ASIC矿机）彻底失效，曾价值数万元的矿机沦为“电子垃圾”，中国剩余的少量以太坊“矿工”彻底失去参与基础，或转型为“ETH质押者”（但国内政策仍禁止虚拟货币相关业务），或彻底离开行业。
  • 当前“挖矿”人数：截至2023年，中国已无合法合规的以太坊“挖矿”活动，隐匿的“地下挖矿”因政策高压、无利可图（电费成本高于质押收益），几乎绝迹。当前中国参与以太坊“挖矿”的人数可视为“零”。

一个时代的落幕，问题的答案早已改变

“全中国有多少挖以太坊的？”这个问题，本质是追问中国加密货币产业的一个历史切片，在2021年巅峰期，答案是“约90万-140万人”；在“924禁挖令”后，答案骤降至“不足10万人”；而在以太坊转向PoS机制的今天，答案是“零”。

这一数字的变迁，不仅反映了中国政策对新兴产业的强力引导，也揭示了加密货币“挖矿”从“暴利风口”到“政策淘汰品”的宿命，以太坊的焦点已从“算力竞争”转向“生态建设”，中国的区块链从业者也开始在合规框架下探索技术研发、应用落地等新方向——属于“挖矿”的时代,已悄然落幕。